摩罗在《巨人何以成为巨人》一文中说：“也许当我们回顾“文革”时，可以因为有了顾准这位精神巨人和文化英雄而感到骄傲和安慰，尽管直到他逝世20年后，《顾准文集》才在中国一个最偏僻的角落里勉勉强强问世。”今天，我躲在一个城市的角落里，翻开《顾准文集》，独自解读着这些先知般的文字。

我已无法想象出顾准拖着病体，蜷曲在孤室寒窗下，思考以下问题的情形：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、对先秦学术的概述、对黑格尔思考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…… 。这些问题顾准都作了前人少有的探索，而谁又能想到，顾准当时的境况是：“文革”前，两次戴上了右派帽子，“文革”开始，唯一关心他的妻子自杀了，子女与他划清界限，他形单影孤地过着凄苦的生活，而那时他真正在意的是“娜拉出走以后怎样”这个问题。

“文革”这场空前的大劫难，是对知识分子最大的考验，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向来讲究“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。”可实际上呢? 余杰在《火与冰》中写道：“把江青捧为凤凰的，是冯友兰；为江青讲《离骚》的，是魏建功；积极批林批孔的，是周一良；为江青讲李商隐是法家的，是林庚。”如果恰逢盛世，在知识上，他们都无疑是一流学者，可他们碰到了“文革”，对此，熊十力先生一针见血指出：“知识之败，慕浮名而不务潜修。品节之败，幕虚荣而不甘枯淡。”正因为他们的“妩媚”，更能反衬出顾准人格之高尚。

幸好，此时的中国，在岭南尚有一人，可与顾准匹敌，他就是陈寅恪，在《赚蒋秉南序》中，陈寅恪是这样总结自己一生：“寅恪亦以求学之故，奔走东西数万里，终无所成。凡历数十年，遭逢世界大战者二，内战更不胜计。其后失明膑足，栖身岭南，已奄奄垂死，将就木矣。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，曲学阿世，似可告慰友朋。”有了他们，我们在精神上，才不致于太孤寂、太寥落。

我常常想，鲁迅的呐喊，尚有论敌的回应。顾准之疾呼，面对的是造反的红卫兵，这究竟是顾准的悲哀，还是我们的不幸呢?

 鲁迅曾云：“伟大人物能洞见三世，观照一切，历大苦恼，发大慈悲，离世间愈远，认识人间也愈深愈广，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。”单从思想上讲，顾准无疑是这一类伟大人物，因而王元化在《顾准其人其书》一文中指出：“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，他是最早最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；在‘凡是’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，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。仅就这一点来说，他就比我们整整超前了十几年。”我想，这是对顾准最恰当的评价。